上半年的经济运行更多体现的是“稳”，而非海外机构所谓“下降”、“放缓”乃至“衰退边缘”的“唱空”噪音
“中国经济所发生的变化，不完全是受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包含着经济规律带来的潜在增长速度的必然变化。”针对上半年国民经济运行情况，在接受采访时，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张立群表示，中国经济已经逐步迈入了一个新的增长阶段——从以前10%左右的潜在增长区间走向7%～8%的潜在增长区间。
“实际上，去年经济增长从一季度的8.1%到四季度的7.9%，就已经开启了这一进程。”在他看来，上半年的经济运行中更多体现的是“稳”，而非海外机构所谓“下降”、“放缓”乃至“衰退边缘”的“唱空”噪音。
另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或许还来自于决策层改革立意上的刻意为之。事实上，海内外市场已经形成共识，尽管经济增速放缓，但与往年不同的是，这一次中央并没有祭出“经济刺激”的大旗。甚至当银行业出现了罕见的“钱荒”之后，依然表现出了冷静和审慎。
“我们其实是可以让经济增长得更快的，但是我们把增长目标调低了，因为我们希望通过压低增长率来实现经济的转型升级。”答案早在习近平主席与美国总统奥巴马于加州庄园会面时就已经露出水面。“这说明，一方面，当前经济增速下降的程度并没有超过决策层的心理底线；另一方面，如果真有必要，中央依然有足够的方法来遏制经济下滑。”采访中，有专家表示，当前决策层意见统一、政策准备充分，信心坚定，“将会在下半年的工作中集中得以体现。”
冷静看待内外风险因素
在外界看来，中国愿意承受增速放缓的压力来实现经济的转型升级，说明既有的经济发展方式中存在的某些矛盾和挑战已经到了“非解决不可”的地步。这其中，最迫切需要解决的莫过于金融机构资金“错配”导致的系统性风险加大以及产能过剩。
受访专家们普遍认为，当前我国经济领域之所以出现“金融热、实体冷”现象，一个最主要的原因是大量资金或投向了房地产领域，或通过理财产品等形式在金融系统内部空转，并未真正用于实体投资。
“这就相当于金融体系内形成了一个高水位的'堰塞湖’，如果不采取合适的方式把流动性疏导到实体经济中去，任由钱赚钱的金融活动在金融体系内自我膨胀，一不小心就可能发生垮塌。”采访中，中国银河证券首席总裁顾问左小蕾表示，不久前爆发的“钱荒”就是一个警示。
产能过剩则是另一个颇为棘手的难题。“我国的产能呈现行业面广、绝对过剩程度高、持续时间长等特点。”国家信息中心首席经济师范剑平为本刊记者分析说，当前产能过剩行业已从钢铁、有色金属、建材、化工、造船等传统行业扩展到风电、光伏、碳纤维等新兴战略性产业，许多行业产能利用率不足75%，处于严重过剩，有的处于绝对过剩状态。
值得重视的是，这二者之间并非孤立。在一定程度上，正是由于产能过剩，实体经济效益下滑，才导致金融业将资金投向其他领域。然而，当实体经济由于不赚钱而被资金“抛弃”后，其结构调整和转型升级因之路更加举步维艰。这也反映出当前宏观调控面临的一大挑战——各种矛盾和问题相互交织，错综复杂，往往牵一发而动全身。
外部风险因素同样值得警惕。比如，与2008年后的走势相反，今年上半年，发达国家经济适度恢复增长，但以金砖国家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却整体持续走低，这不免让人联想到危机爆发后，发达国家只顾一己私利、以邻为壑、转嫁风险所采取的种种手段。尤其是中国经济，一度成为外部投机资金围追堵截的重点对象。
一方面，美联储实施量化宽松，放任本币竞相贬值，持续造成人民币快速升值态势，打击中国经济“三驾马车”之一的出口，并因输入性通胀导致物价水平波动，严重影响本已遭受成本上升压力的中国制造业的国际竞争力。
另一方面，通过加快TPP(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和TTIP(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协定)谈判，打造“经济北约”，进一步挤压中国经济发展空间，意图遏制中国竞争力的同时继续强化美元独霸的全球经贸格局。
“中国如何把握和安排好政策调控和国内改革的轻重缓急，显得尤其重要。”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副院长王在邦告诉本刊记者，随着世界经济步入全面深度调整的新阶段，每个大国都面临着不容忽视的压力与风险，如何转危为机？关键在于谁敢抛却旧的生产关系率先调整、谁能痛下决心勇于自我改革。
应对风险留足政策“后手”
在接受采访时，左小蕾提到了一条经济学基本理论——“充分就业，长期均衡增长水平”，意思是，在现有的增长水平下，如果除了结构性失业、摩擦性失业以外，没有出现大规模的失业，那么就可以将此时的增长水平界定为长期均衡增长水平。
“按照这一理论来判断，对当前的中国而言，7%～8%左右的经济增速是符合经济发展阶段的规律性的。”但是，她同时提醒，这并不说明当前增速的投入产出比和增长结构是完全合理的，也不说明阶段性的稳定增长速度就是未来可持续的增长速度，实际上中国经济依然存在下行风险。
因此，关键的问题是，如果经济真的继续下滑，中国政府是否有能力应对？在专家们看来，答案是肯定的，目前至少有以下三种储备政策操作。
首先，加大利于眼前又利于长远、符合科学发展观的健康型投资。
这两年多来，由于在宏观上采取收缩政策，特别是房地产政策的调控层层加码，中国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已经明显回落。在2008年之前，投资的年增长总是会超过25%，而现在已经下降到不足20%，而东部地区的投资增速不到全国水平的一半。由于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的回落，工业增加值的增长回落就更快了。
在正常年份，工业增加值平均每年保持25%的增长率，而2010～2012年的增长率则下降到了不足10%，今年一季度更是只有7.8%。这无疑是导致经济放缓的直接原因，因为在中国的GDP中，工业增加值占了几乎一半。如果允许固定资产的投资增速再次回到25%或更高的水平，那么，中国经济增长放缓的势头就可以迅速得到制止和扭转。
“从短期来看，当前最应该马上投资的是影响老百姓日常生活的公共消费型产品。”清华大学中国与世界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李稻葵特别向本刊记者强调，这种投资属于补足发展欠账、提高经济结构合理性。事实上，在专家们眼中，中国在保障房建设、棚户区改造、市政、铁路公路等基础设施、环保技术和设备制造等领域依然具有足够的投资空间。
其次，真正为中小民营企业发展创造良好环境。有专家谈到，虽然国家已两次出台过“非公36条”，但现实中的落实情况并不让人满意。因此只要真正放宽对民营资本进入到能源、金融、通信、军工等传统垄断行业的限制，积极引导巨大的民间资金参与有效率的经济活动，就可以增强整体经济的运行动力和活力。
其三，着力释放消费需求。为了增强消费对经济增长的基础作用，范剑平认为，可加快落实收入分配改革指导意见，切实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从根本上理顺居民、企业和政府之间收入分配关系；明确农业转移人口在城镇落户政策，探索建立政府、企业、个人共同承担的市民化成本分担机制，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释放其消费潜力；大力培育信息消费、环保消费和社区消费等新的消费增长点。
下半年调控“稳”字当头
放眼下半年，专家们建议，宏观政策应该继续保持“稳中求进”，以稳为基调，强调政策的稳定性、连续性。
“因为'稳增长’政策从去年来看和预期是相一致的，所以这个政策千万不能有大的调整。即使是在转型方面，也要注意既积极又稳妥。”张立群谈到，现在很多方面希望改革的红利赶快释放，希望城镇化的效果赶快释放，这实际上还是对过去高增长的留恋。
他强调，改革的红利包括新型城镇化带来的效果和“四万亿”是不一样的，后者是一种救急措施，是一个总量的扩张，所以效果会很快被感受到。但是现在所进行的转型和改革，是与转变发展方式有关的体制机制的完善，其效果的显现是一个逐步的、相对缓慢的过程，想要在短期内见效不切实际。
“具体而言，就是要坚定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范剑平表示，在财政政策方面，要发挥好宽松财政政策支持经济发展的作用，切实落实好已经出台的减轻企业负担的政策措施，积极推动营改增的试点工作，严防地方政府变相征税，严禁征收过头税和过头费。
同时，保持财政支出强度，中央政府预算投资、民生支出等重点领域要按照财政预算支出落实到位。严格控制一般性支出，坚决制止大手大脚和铺张浪费。
在货币政策方面，他表示，应当科学研判经济和金融形势，密切跟踪金融市场变化，特别要关注美国退出量化宽松政策后出现的新动向，强化宏观审慎监管，防控热钱借道跨境流动，灵活运用公开市场操作工具，保持市场流动性合理适度，防范局部性金融风险演变为系统性金融风险。
同时要盘活存量、用好增量，加大直接融资的比重，降低中长期贷款的比例，大力发展债券市场，适时启动IPO，加快利率市场化改革步伐，使新增货币更多地进入到战略性新兴产业、三农、小微企业、铁路、环保等基础设施领域和保障房等民生流域。此外还应保持人民币汇率基本稳定，避免过快单边升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