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月17日上午，温州瑞安仙降街道中心位置的东河，迎来一批特殊的冬泳者：当地50多位胶鞋厂老板，沿岸上千人围观。仙降街道共有2000多家企业，以胶鞋、箱包企业为主。老板们表示，去年以来，在当地政府部门部署下，所有企业的固体废料规定必须倾倒在固定的收集点，压缩打包后统一清运；打捞垃圾、清淤、拓宽河道……这些老板，曾是公众眼中的污染制造者，现在，他们想通过行动表明自己是治污的积极推动者。（2月18日《都市快报》）

    污染河流地的鞋厂老板在试图用行动表示，自己正是治污的积极推动者，但执意表达招致冷落，却不是无缘无故的。首先，尽管迄今没有确切的证据，但所谓鞋厂老板的相约下河游泳，总让人或多或少地嗅到“策划”的味道，或说看起来就像是“专门”去证明当地的治污政绩。其次，一次鞋厂老板的相约下河游泳并不就证明河晏水清。即便是一直在被污染的河流，同样能够制造出短期内的“可游泳”状态来，譬如提前若干天通知不准排污，再稍加清洗，就足以达到。

    当然，我无意就此去否定瑞安仙降街道的治污成果，但需进一步分析的问题是，那些不可遏制的河流污染，究竟如何产生？某些地方环保部门的不重视乃至“治污吃污”，固然不无干系，但根本性的缘由，还在于发展模式的扭曲以及对污染产业的依赖。于一些地方，污染企业的长期聚集早已出现，可地方管理者缘于对其利税的习惯性依赖，从没下力气去治理， 由此就制造出了看似不可治理的黑色河流。此时，就算能“倒逼”鞋厂等污染企业老板进行生产方式上的改进，也不能从根本上消弭深层次的污染源。一个鞋厂老板游泳或许能够展现出“自我革命”的决心，但治污革的从来都是权力和污染利益之命。

    由此不难得出结论，即便此次温州鞋厂老板的相约游泳完全出于自愿，它也是某种意义上的治污责任倒挂，可能难以衍生出长期的治理效应——毕竟，他们“污染”的厂子不是突然间建成的。在此之前，他们至少走完了办理环保许可证明、经营许可证明、税务登记证明等系列行政程序。而因为落后产业而产生的河流污染，它的彻底整治只能依赖于诸多宏观制度上的转身，比如去除单一的GDP指标，比如必须在地方官员的政绩考核体系中加入更多“环保”内容，比如整体意义上的对落后产业升级与淘汰，等等。

    鞋厂老板相约游泳的社会认同度正在降低，而到底什么样的下河游泳才能成为水质向好的证明？只有当下河成为普通人自觉自愿行为的时候，它才能成为水质变好的风向标。从不少发达国家的经验来看，河流治污必然要经历一个从权治到法治的过程。“老板相约游泳”的作用无法被高估，对于治污路径，我们只能将其兑现为务实的有威慑力的市场、生态与法律责任。